李一凡看见大家都没有异议，于是接着说道，“第三件事，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和东哥商量了一下，准备成立一个公司，专做的销售工作。现在咱们是以厂家经销部的名义在市场上销售，对生产厂家没有制约，假如现在厂家不给我们供货，或者有第三方公司与厂家签订了销售合同，我们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李一凡停了一下，接着说道，“这种情况受制于人，不好，也不利于我们把市场做大，如果我们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就可以与厂家签订包销合同，这样就把货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以后怎么干就是我们说了算。你们说呢？”

“一凡，你这个思路，很好。现在这种小打小闹确实不行，可以说是朝不保夕。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就是现在工商局还不允许私人开办公司。”李向东说道。

“就是，前些时候，听我爸回家说，他们机关有个年轻人想下海开公司，结果工商局不给发放营业执照，说公司的主体只能是国营或集体性质的。你比如租给我们柜台的南街大药店就是集体企业他是省医药公司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开办的。”陈刚接着李向东的话说道。

李一凡一听才明白过来，确实他把这个事情忽略了，在这个时代，姓z还是姓s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大问题，没有哪个人敢给私营企业放开这个口子。

虽然从从1984年起，从中央到地方，都刮起了一股大办公司风潮。可是开办的主体还是zf部门，工厂，学校，群众团体等国营企事业单位。就算当时红极一时，邓公南巡提到的傻子瓜子年广九，他的公司也不是私营的也是挂靠在zf机关，就为这，他还吃了一场官司。

1988年时，浙江省杭州市有个王姓的工程师和同伴，想利用自己的通信技术专长，创办民办科技型企业。在当时大气候下，创办私营企业谈何容易。他们只得借用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并以此进行企业工商登记。

但挂靠部门的态度很明确，新建立的杭州某通信技术公司必须由他们二人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时人们为了开办企业，只能为自己找个“婆婆”当依靠，挂靠在某个单位或者企业名下，领取集体营业执照，但挂靠单位对资金和生产经营一概不管，实质上仍是个体私人经营。

李一凡想到这，顿时头疼起来，“看来我还是把问题想简单了，想要开办公司就得给自己找个婆婆，可是这样，后患无穷呀！如果将来赔了还好，反正是我们自己经营的，自负其责，但是如果赚了，特别是赚了大钱的话，问题就多了，政策风险就高了。”

“那也只能这样了，市场不等人。两害相较取其轻，我们先找个主管单位，把公司的执照办下来，先把货源和市场占住，其它的问题暂时放放，通过技术手段处理，等今后政策松动了，我们再变更登记，使其合法化。大家觉得呢？”李一凡经过认真思考后，提出了个解决方案。

“我看这样行，总不能干等着，看着满锅的大肥肉也不吃。不是有句话就是这么说的，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李向东附和着。

“现在只能这样办，咱们先找个好处的婆婆，不要选择企业，最好是基层机关，将来脱钩也相对容易些！我爸爸有个同学在市中区工作，好像是什么主任，我回家去问问，看能不能联系上。”陈刚接着说道。

“好的，刚子你先回家摸摸底，我也回家和我爸商量一下，问问他有没有路子，咱们需要尽快把这件事搞定，另外，好像你舅舅在市工商局工作？”李一凡问道。

“我二舅是市工商局办公室的主任，咱们有用的上他的地方？”陈刚答道。

“对，宣传广告和市场监管都属于工商局的管辖范围，咱们以后主要是和各地方工商部门打交道，要想口服液不受干扰的顺利销售，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