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一切都会重头开始，我们害怕的，恐惧的，期望的，都会随风而逝，留下了什么呢？只有行走在时间缝隙里的它见证着。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费恩教授坐在办公室的窗户前凝视着外面草坪上的一只鸟，也许是一只鸽子，距离稍远，他看不大清楚。那只可怜的小家伙一直在原地兜圈，迟迟不肯飞走，教授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不知何时，他躺在椅子里睡着了，滴滴答答，时间转瞬到了晚上，教授却依然没有醒来。

第二天当他被发现时，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十二个小时，根据遗嘱，教授的遗体被送往了“生命方舟”计划实验室。

他的家属对此十分困惑，但仍然遵守他生前的意愿。为什么不呢？他活着的时候就让人迷惑不解，又怎么指望能够在死后去理解他？实际上，费恩教授就属于那一类人，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捉摸不定，其实内心深处却执着的难以置信。

不难想象，他在签署那份文件的时候一定犹豫不决。虽然他担心的那些问题在文件中都做了详细的阐述，但对一个哲学教授来说，这显然不足以使他放下所有的疑问。

长达五十页的文件费恩教授竟然在一天内读了整整三遍，即使如此，他还是疑虑重重。不过当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端上第五杯咖啡的时候，他终于在文件末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促使他下定决心的因素不是对科技力量的信任，而是哲学家穷追到底的本性和直觉。正如他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只要有一半的事实，就不要在乎另一半的虚假。”

此后的几年里，费恩教授努力使自己忘记这回事。说到底，他还是有些不安，这并非没有道理。人类的生老病死本就是不可抗拒地自然法则，即便科技手段发展了如今这个程度，结果也仍然不可避免。

一旦陷入深深的危机，费恩教授总会显得格外理性和冷静，他不希望看到那些人类曾信仰的大厦逐个倒塌，可不得不承认，内心深处，或者说潜意识中他却期待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响。

他隐约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靠近一个未知的领域，头晕目眩。这种感觉在一开始也没什么大不了，毕竟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前提能够实现的话。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费恩教授越来越担心事情败露，以至于他连续几天都不敢出门，整日待在家里，来回踱步。

一支接着一支吸烟，他把那份文件锁到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后来又觉得不放心，在一个深夜悄悄地将其付之一炬。

他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孰料，几天前的一个下午，一切又如追魂之鬼般跟了上来。

当时费恩正在上课，突然有一个戴着墨镜穿着西服的男人从教室后门打招呼，径直坐在最后一排。

起初他并未在意，以为来人不过是一名年纪稍大的听众。他甚至感到了一些欣慰和自豪，在他的课堂上，从来不乏各色各样的“学生”，他也从不拒绝任何一个走进课堂的人。

至于他是否能将枯燥乏味的哲学课程讲述的趣味横生，费恩教授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反正在联邦大学能听懂他讲课的人绝不超过百分之一。

来人取下墨镜，将公文包放在桌子上，然后模仿其他学生的样子，摆出了一副仔细聆听的姿势。费恩注视着男子，突然有种熟悉的感觉，这个人他似乎在哪儿见过？

思绪飞快地在大脑神经中穿梭，一头冲进记忆的汪洋，开始搜寻那个熟悉的面孔。我们在前面说过，教授是那种心地十分执着单纯的人，当他想起了来人的身份后，便天真的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无比寻常的见面。

对方正是“生命方舟”计划实验室的职员，五年前与费恩教约的也是这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获得客户的授权，同时将最新的技术进展和突破以备忘录的形式呈送给客户。

令人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