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乾康元七十一年、八月十一、申时、杭州府衙内院、隆兴居

在屠青青的一番点拨之下，徐恪茅塞顿开，对官场上的一些窍门有所领悟，也终于对杭州府盐税之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原来，整个杭州府的盐税，名义上是由杭州府衙在管辖，但由于盐牒与盐引签发之权尽在江南道衙门，因此，能够决定杭州府盐税数目多少的权利，其实全在江南道衙门，也即是说，全都由汤山劭一个人决定。

原因很简单，无论在大乾国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大乾国之内任何一个人，你要制盐贩盐，就得有官府发放的盐牒，你要运盐存盐，就得有官府签发的盐引，若无官府签发的盐牒与盐引，那么你手中之盐就是私盐，依照大乾律令，贩卖私盐是重罪，轻则资产罚没人员流放，重则砍头！由此可见盐牒与盐引之珍贵。既然盐牒与盐引如此之珍贵，那么官府就不可能随意签发，往往谁出价更高，盐牒与盐引就归谁，也因为贩盐生意获利巨大，有多少盐商为了获得一纸盐牒，甚而不惜扑上全部的身家血本。

汤山劭手中既掌握着盐牒与盐引签发之权，自然可以对各路盐商漫天要价。往年，汤山劭为了照顾分水堂，几乎将整个江南道的贩盐生意尽数交给了方家，而其它的盐商就算能分得一杯羹，也是少之又少，再加上杭州分水堂在江南四府势力庞大，也无人敢去与之竞争，是以整个江南道的贩盐生意几乎都被杭州分水堂所垄断。

自然，汤山劭也不会将手中的盐牒与盐引白给那杭州分水堂。至于分水堂与汤山劭之间究竟达成了何种协议？分水堂每年“孝敬”多少银子给汤山劭？又向朝廷上缴多少盐税？这些也只有汤山劭与康铭博心里清楚，其他人虽然也能猜到大概，但于其中具体数目也是不详。

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也就明白了前任杭州知府吴文龙为何竭尽全力也才实收到盐税五万两，就连这五万两白银，也是那杭州分水堂为了装装样子才交给了杭州府衙。可以想象，如若康铭博不肯，吴文龙可能连一两银子都收不上来。

讲清楚了这一层利害关系之后，徐恪也就更明白昔日知府吴文龙的难处了。明明决定盐牒与盐引签发之权的是江南道衙门，盐税却硬要杭州府衙来征缴；明明那分水堂的总堂主与江南道的经略使之间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却硬要让杭州知府来“公事公办”？想那吴文龙不过一介书生，之前只是在京城里做一名言官，他既不会拍上司的马匹，又不会跟下属打成一片，到了杭州之后，上不能与汤山劭逆着来，下又不能与分水堂硬着干，你要他如何“公事公办”？

换个角度讲，只要是汤山劭做着江南道经略使一天，只要是杭州分水堂一直垄断着江南盐场的生意，就算朝廷换走了吴文龙，委派下来一个“张文龙”“李文龙”“王文龙”……也都无济于事。

之前的洪文堂之所以每年都能向长安送上四十到六十五万两不等的盐税，全因洪文堂也处在分水堂与汤山劭之间的利益一环中罢了。那时候，杭州府每年所征缴的盐税，与其说是洪文堂所收，倒不如说是汤山劭点头默许之后，由分水堂所交。

自然，所谓的四十万两抑或是六十万两，无非就是汤山劭与分水堂总堂主商议好后的一个数字而已，至于真正的盐税数目应该是多少，也只有他们两个心中清楚。

依照往年，杭州府衙所征缴来的盐税至少也有四十万两白银，为何今年汤山劭只给了区区五万两之数？屠青青略略一想便知，想必是那汤山劭借机要给吴文龙一个下马威，一来好杀杀吴文龙的锐气，二来也是给京城里的魏王一点颜色看看，且看魏王下一步还有何高招？

汤山劭为何敢与魏王叫板？不用猜也知道，汤山劭在京城里有一座大靠山，那就是晋王，而真正要与魏王叫板的自然也是这位晋王。由此也可想到，这些年，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