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苑行宫的问题，实则有人建议继续修的，毕竟先期投入巨大，湖都已经掘出来了，宫殿的地基也打了一半，沉没成本太高，为免浪费，可修建完成，也给皇帝一个就近避暑纳凉的地方，哪怕仿东京的琼林苑。

表面上是因为他要准备祭天与北巡之事，实则是为了进一步打压与他作对的李沆为首的一批庶族官僚，因为他发现，在平康朝的两届科举中，李沆等人通过贡举发掘、提拔了不少寒门出身的官吏。

这甚至导致宣报的民间销量都有一定下挫，毕竟平民百姓、市井小民，谁关心这些啊，又有多少人舍得花那不菲的价钱去买枯燥的官报来看。当然，宣报是有一个固定市场群体的，其办报初衷也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销量什么本就是次要的东西。

康宗下葬，宣政诏颁，王增又组织人手，开始仔细研读、分析、审量，穷尽力气地挖掘其中先进的思想精华与政策理念，并从诸部司衙门乃至民间搜罗政论文稿，宣报之上，也紧跟着出现了大量政策解读。

当然，刘文济心里还是有数的，风纪败坏起来很快、很容易，但要扭转，却非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强的权威，以及更多实际的动作，杀足够多的鸡，儆更加多的猴

即便刘文济的“新政”充满了保守与妥协的味道，但沿着既定的规划，耐心而从容地走下去，他这个皇帝做得越发自如，权威也就在悄然之间加速建立，并巩固起来。

然而，经过审慎思考，政治优先的原则站了上风，刘文济最终还是选择彻底停罢工程，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展现出自己与康宗的不同。

他与下属的僚属与笔杆子们，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从方方面面、各种角度来论证皇帝继位的合理合法与合情，邸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称赞皇帝继位以来所有的端重、谦和、宽容、礼贤之言行。

至于树新风，则是针对康宗时期，尤其是后期时，朝廷上下，权贵内部，诸多纲纪废除，斗争无度的现象，因此刘文济特地擎起太宗遗风的大旗，表示要效太宗明法强法之政策，严肃律令，整饬违法。

你要说康宗皇帝愚蠢吧，他对付起人来，还往往抓得住重点，打你要害。然而做出的事情，你又实在难以称之为聪明，当时还说出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朕疾天下昏官冗吏多如泥沙，正欲澄清，何增新员？

同时，本次贡举，也是自开国以来，历届常制举中，最终参考人数最多的一次，足有八千多人，可谓一时极盛。

而王增一系列的表现与举措，自然很中皇帝之意，大受刘文济认可与表扬。当然，王增的一系列操作，也饱受非议，毕竟过于逢迎媚上，有些人甚至把他祖父王朴摆出来了，老国公当年是何等风采，相比之下，王增今日之表现，岂不有辱先祖声名。

对此，饱受过“家道中落”苦楚的王增，哪里会在意些许流言蜚语，比起那些非议，跻身中枢，光耀门楣，才是对祖父最好的汇报。若没有今时今日的地位，帝国上下，又有多少人会再想起、提起先祖呢？

此番春闱，王增也以宣慰使的身份同知贡举，为大试副监。同时，刘文济又让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以及大学士、秘书监朱祺为监考。

杨亿与朱祺，一個是传统的博学鸿儒，一个湘江学派的扛旗者，二者之间在为政治学、思想道义方面的争论，已经延续二十多年了，二人从雍熙初期的太和楼里，一直辩论到端拱时代的庙堂上，也从当年的青年俊秀，成为了如今华发早生的学派领袖。

主监考的阵容，可谓豪华，也表明着皇帝对礼制、德育、取士的重视，而与以往比起来，今年的春闱，透着一股迥然的气质，积极向上，又让人耳目一新。

从结果来说，本届科考也是取士最多的一届，诸科加起来，足有428人被录取。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