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这一回不再是固执地东进找漠北契丹的麻烦，而是南下捋大汉的虎须。

事实上，在取得了军功权贵支持之后，刘文济就不可能反对，那样只会陷双方于尴尬之境，另外一方面，面对凶蛮之无端犯境，作为帝国皇帝，他也必须拿出一个态度来，否则必失人心，那同样于他统治不利。

金国那“可怜”的谢礼，引发大汉朝臣们的嘲笑，几十颗狰狞的头颅，则更让人厌恶，这深刻地诠释了化外蛮夷之野蛮、残暴。

当然，别看乃蛮人大胆犯境，来势汹汹，但所有行动中，又透着一股蛮夷的谨慎与狡猾，财货抢了不好，杀伤的人也不多，并且一触即走，在当地边军反击之前，迅速遁走。看起来，更像是乃蛮金国对大汉帝国的一种试探。

对这项决策，刘文济是持保留意见的，继位之初，稳定压倒一切，何况动兵攻伐之大事。然而，这层顾虑，刘文济也没有挂于脸上，只是过场性地问了问一些军事战略及筹备问题。

与此同时，朝廷又给漠北契丹降了一道诏旨，让其动兵西进，与天兵一道，攻伐乃蛮不臣，有朝廷牵头，对乃蛮深恶痛绝的契丹自无不允的道理。契丹王耶律隆绪即以皮室详稳耶律先为主将，调集兵马，不过，契丹人也很精明，只打算在汉金之战中浑水摸鱼，顺便看看如今大汉帝国军队的具体成色，因为动静虽不小，实则并未尽力。

然论实际，金国通过这样一番让人鄙夷的操作，却成功获得了朝廷“谅解”，止住一场大征，避免了一场灾祸。同时，前者自山阳边陲劫掠所得，却没有吐出来的意思，至于被杀的几百名大汉属民，暂时也无法替其讨回公道。

说到底，朝廷这边，与金国打一仗的决心也不强，首先天时不对，冬春之际动大兵，兵家不为。而打乃蛮这样的部族国家，动兵少不起作用，动兵众则劳民伤财，要起到实效，还得像开宝远征那般，遣良将精骑远征才行，这笔账，怎么算怎么不划算。

如今帝国的形势不比开宝时期了，皇帝在此事上垂拱而治，而作为推动此事的向德明、李继隆，则要担其责，他们不能不考虑若事败造成的政治影响。

朝廷有朝廷的顾虑，金国也有金国的忌惮，作为金王，刘金一方面畏惧汉兵之强，一方面又向往南朝之富，他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方才真正整合起乃蛮诸部，使其与漠北契丹分庭抗礼。

然而，二十年之积累，面对庞大的大汉帝国时，又显得太过弱小了。若仅仅面对汉军，他们能走能打，搞袭扰战术，游击作战，实在扛不住了，还能投降求和，与帝国相比，他们是光脚，负担没有那么重，漠北恶劣的环境逼得他们充满攻击性。

但朝廷若是同漠北契丹联合起来，刘金就不得不当心些了，汉金之间不那么熟悉，但契丹与金国之间打了那么多年，交锋无数，可是知根知底，这就不得不防了

就这样，一场战争消弭了，大汉边陲再度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与平静，汉、金、契丹继续过以往的日子。然而，有些事情是不可逃避的，至少山阳西北部倒下的数百军民，流淌的鲜血，深刻地诉说着与过往的不同。

这已经是金国两年之间第二次对大汉采取退缩与妥协的态度，上一次就是康宗十万大军塞上行时，与契丹的和议。

但对金国来说，发生在端拱元年秋冬的这场风波，意义重大，教训重大。最大的意义就是，让金王刘金对未来的战略更加清晰了，对金国的经营也更加冷静与理智。

首先，刘金明确了一点，乃蛮金国若想成事，首先就要消灭契丹，统一漠北，然后整合草原，再其后方可南下与大汉争锋。这是高原之上诸多强大豪杰、部族崛起，成就大业的成功路线，上一个就是契丹的开国之祖耶律阿保机。

其次，在第一点的基础上，还需要尽量维持与中原帝国的友好，要加强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