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事贸易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但几乎所有人都察觉到，市舶司的制度已经对对外贸易产生了阻滞作用。

当然，那一套市舶制度，早在开宝后期就已经松动了，不断膨胀的外贸规模，直接冲破了市舶司的管理能力，而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也想方设法地钻空子，避免被市舶司刮一刀，如此又导致走私、漏税等等问题。

但即便问题重重，废除旧市舶司，建立新海关制度，依旧走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其中，不只是依附于市舶制上那部分官商的拼命维护，最重要的还是大汉上层，准确得指财政司舍不得市舶司制下那丰厚的进项，垄断的生意从来都是最赚钱的，也最让人难以割舍。

因此，面对里里外外的怨气，以及层出不穷的问题，过去的这些年，“市舶派”一边压制改革的声音，一边遇漏补漏、弥合问题。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挣扎的表现，只是延缓了市舶司制走向崩溃的速度罢了。

不管既得利益者如何死命维护，根本问题在于，旧的市舶制度无法满足日益壮大旺盛的海贸管理需求，这个根本矛盾不得到解决抑或缓解，新的问题只会越积越多，发展到影响外贸的程度，问题已然深重。

改革是有必要的，在皇帝刘旸那里从来不是问题，只要有足够说服他的理由。但倘若只是国内的海商与外来的客商，即便他们喊破嗓子，只怕也很难真正动摇那根深蒂固的制度，毕竟既得利益集体太过强大，财政司的边上，还有少府。

但是，当南洋的封国王们，不断向朝廷提出诉求，指出问题时，那影响就大了。对于旧市舶司制度，那些封国显然也是深恶痛绝，他们要发展，也离不开与大汉的贸易，而在过去十多年的贸易过程中，自然也深刻地体会到内外海商们被剥削的痛苦。

作为封国，向朝廷提出诉求是习惯性的事情，作为大汉皇室后裔，世祖皇帝的子孙，他们又能直接上达天听

于是，当各种改革的声音传入皇帝刘旸的耳朵，又经过多方的调查研究之后，对市舶司制度的改革，依旧开启了。这仍旧不是个快速的过程，前前后后拉扯了好几年，一直到雍熙九年冬，方才正式宣布定制。

为满足对外贸易、口岸、税收、缉私等事务管理，进一步促进海贸发展，加强与封国、外国之间的联系，大汉出台了《海关管理条制》。

在沿海地区，一共设立了五大海关，自南至北，分别为粤海关、闽海关、江海关、东海关、渤海关，各大海关设总监一职，从三品，海关下分设口岸，进行综合管理。海关直属于财政司，总监及下属各口岸关长由朝廷安排，并配备专门的海关部队进行检查、治安、缉私等活动

新海关制度，或许并不是那么地完善，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或许还会爆出更多新的问题，但这种应时顺势的改革，却有其重要意义，这也是整个雍熙时代下积极向好求变的积极风貌的展现。

而在当下，在雍熙十年夏季的上海，松江沿岸上，仅仅看那些围观江海关大楼揭幕仪式的内外商贾的欣喜表情，听到那震耳欲聋的掌声，就可知在此项改革上，是如何地得“民心”。

雍熙十年的上海，比起之前，更加繁荣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依旧在持续，人口进一步增加，已然是座超三十万人的大都邑，吸引着江海所及之处所有客商的到来，至今仍看不到上限。

当然，最大的变化在于，行政地位的提升，如今的上海，即便在的大汉帝国也能名正言顺地称之为“上海市”了，也是在雍熙九年，这片曾经不名一文的乡下小渔村，成为了大汉第一座“计划单列市”。

此事的促成，得益于江南道布政使王玄真的大力推动，当初在就任之前，就曾接受过皇帝的面授机宜，到任之后，王玄真对上海、苏、秀二州之间的情况，又进行了一场深入彻底的了解。

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