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临机专断之权，这是皇帝赋予朝臣和封疆大吏的最高权利，谁获得这样的权利，也意味着他得到了皇帝最大的信任。

临机专断意味着苏轼可以做出一些出格的决定，并且是以皇帝的名义来做，即便是出了什么问题只要不是大逆不道，事后也无需受到责罚。

赵祯就是要让苏轼放手大胆的去做，不光要做，还要做得好。

苏轼并不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算是赵祯这位皇帝的关门弟子了，从小接受大宋教育改革的他在进入秘阁之后更是转换了思维方式，最根本的地方就在于跳出礼法限制的牢笼。

对于这些天竺难民，在天竺看来是负担，但在苏轼的眼中却是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既然他们需要食物，需要生存下去，并且有强烈的求生欲望。

那何不为大宋所用？现在的大宋并不缺少劳动力，但却极为缺少廉价劳动力，相比后世的廉价劳动力。

苏轼觉得这些天竺人可以为朝廷的公办工厂增加劳动力，大宋的公办工厂大多较为繁琐，重活累活很多，大宋的百姓已经不愿在这些公办工厂中做工。

而对于大宋来说，这些公办工厂无疑是重要的，都是国家的命脉产业，钢铁，锻造，军工等等。

因为地处南方，云南路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同时苏轼也向通过此次事件，把云南路打造成大宋的甲等路治，大宋的路治很多，但也划分了等级。

其中经济最为繁荣，人口最多，技术最为发达的路被升为甲等路。

京畿路便是甲等路，北方的北京路也是甲等路，两广路和两浙路，东京路等等都是经济繁荣，工业强大，军民众多的甲等路。

云南路和苏家之间的关系深厚，苏洵当年便是云南路的转运使，一路之长，在他的执政下，云南路突飞猛进，商贾辈出，工业开始发展，少数民族越来越融入大宋。

再加上大量的资源被集中在这里，玻璃和咖啡刚刚出现的时候都是云南路的特产，现在烟草也成为云南路的主要产品，不过除了烟草，玻璃和咖啡之外，别的东西也已经在大宋各地开始普及。

凡是从美洲大陆抵达大宋的植物都会被运到云南进行栽培，这里的气候实在是太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

可以说云南路是大宋的一个主要产出的路治，尤其是橡胶，需要大量的人手去采集，眼下最需要的便是人口，云南路的人口数量并不多，和中原腹地或是两广比起来还是太少。

于是苏轼从这些天竺难民中看到了希望，这是一个提高云南路产出，并且获得官家赞赏和提升的机会，苏轼不打算轻松放过。

官家常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为了提升云南路的路治，苏轼已经等待了许久，乞蓝部中的那些房舍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何要修建高大的边墙，为何腾冲军对天竺难民驱而不散？

这一切都是苏轼做的准备，大宋需要廉价生产力，而天竺难民就在这个时候来了，“哭着喊着”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进入大宋。

上哪找这样的好事去？苏轼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一下便可帮助大宋吸纳数十万的劳动力，同时也可以在乞蓝部创办大量的工厂。

数十万的天竺难民当然有老有少，妇孺皆具，而大宋需要接受天竺难民中的青壮年，那就必须要接受妇孺，否则便是抓壮丁了，传出去后云南路的行为便成为趁火打劫，名声不好。

所以一个巨大的难题是，大宋要想获得天竺难民中的壮劳力，就必须连带着接受他们的家庭。

这是一个难题，但对迫切需要廉价劳动力的云南路和苏轼来说，这些问题也不算什么。

苏轼在上疏赵祯之后便开始了大量的准备，数十万人的安置可不是简单的问题，乞蓝部的当地百姓已经被迁徙走了，留下了一部分的房舍，同时苏轼